我们要塑造的英雄，是科学家、探险家、正直的商人、有原则的执法者、充满智慧的长者、独立自信的女性。
我们要呈现的世界，是一个尽管有挑战，但通过理性、合作与创新就能克服，并通往更美好明天的世界。”
夏梦若有所思：
“这和我们影业公司，还有好莱坞现在拍的片子很不一样。现在流行的要么是西部片式的个人英雄暴力解决一切，要么是哭哭啼啼的爱情悲剧，要么就是冷战背景的间谍惊悚。”
“所以我们要提供‘另一种选择’。”
武振邦肯定道，
“一种更明亮、更有希望、更‘现代’的叙事。
初期，它可以包装成纯粹的娱乐，不直接涉及政治。但当年轻人习惯了我们的故事节奏、审美趣味、价值倾向后，他们自然会对我们所代表的‘源头’产生好感和向往。”
“第二，渠道霸权。”
他继续道，
“光有内容不够，必须掌握渠道。我们要建立或控股全球性的发行网络——电影院线、电视台、广播网、唱片公司、出版机构。
当我们的渠道足够强大，不仅可以优先推广自己的内容，还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地边缘化或改造那些不符合我们叙事基调的‘异质’内容。
我们可以通过收视率、票房、排行榜这些‘客观’数据，来证明我们的内容‘更受欢迎’，从而形成良性循环。”
乐静怡从商业角度提出疑问：“这需要天文数字的投资和长时间的布局，短期内很难盈利。”
“盈利不是首要目的，甚至不是重要目的。”
武振邦摇头，
“这是战略投资。想想看，当一代欧洲或美洲的年轻人，是看着我们的动画片长大，听着我们的流行音乐恋爱，崇拜着我们电影里的英雄形象，向往着我们电视剧里描绘的生活方式……
那么，当他们成为选民、消费者、意见领袖甚至政策制定者时，他们对南盟、对澳元区、对我们倡导的国际规则，会天然抱有多少好感？这会为我们节省多少外交成本？化解多少潜在的敌意？”
霍思华自然是从法律和社会角度思考：“这会不会引发目标国家文化保守势力的反弹？被指控为文化殖民？”
“当然会。”
武振邦坦然道，
“所以我们需要策略。
初期，淡化‘南盟’标签，多用中立的文化品牌，甚至与当地公司合作，进行‘本土化’改编。
内容上，尊重普世价值，展现多元文化甚至包括对方的文化，避免直接说教。
我们要做的不是取代，而是‘补充’和‘引领’。当我们的文化产品足够优秀、足够吸引人时，反弹的声音会被更大的欢迎声浪所淹没。而且，”
他笑了笑，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