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十年同学聚会结束后的第三天，贾小花在自家阳台上浇花时，手机响了。
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，归属地显示“云南大理”。她愣了一下，放下水壶，接了电话。
“贾小花？我是孙大勇。”
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急促，不像聚会那天那样爽朗。
“大勇？怎么了？”
“我……有件事，那天聚会上我没说。”孙大勇沉默了几秒，“其实我三年前搬去大理，不只是因为想种花。我是因为……我得了个病。”
贾小花的手攥紧了手机。
“什么病？”
“帕金森。”孙大勇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，“早期，吃药控制着，还行。
但我知道，这病只会越来越重。我搬去大理，是想趁还能动的时候，过点自己想过的日子。”
贾小花坐在阳台的藤椅上，阳光照在她身上，她却觉得有些冷。
“那天聚会，我看你状态挺好的啊。”
“吃了药的。”孙大勇笑了笑，“而且那天高兴，人一高兴，病就忘了。但回来后，手又开始抖了。”
“大勇……”
“我打电话给你，不是想让你担心。”孙大勇打断了她，“我是想拜托你一件事。
咱们班的同学录，你帮我留一份。以后……要是我有什么情况，你帮我跟大家说一声。”
贾小花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——他是在交代后事。
“你别胡说。”她的声音有些严厉，“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帕金森又不是绝症，控制好了能活很久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孙大勇说，“但人到了这个年纪，什么事都得提前想想。
那天聚会上，我看到王德明和刘桂芳的座位空着，我心里就咯噔了一下。咱们这代人啊，已经开始一个一个地走了。”
贾小花没有说话。
她想起聚会那天，签到台旁边摆了两把空椅子，椅背上贴着王德明和刘桂芳的名字。
那是陈伟的主意，说“他们虽然来不了了，但也应该在场”。
当时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有人说：“来来来，给他们倒杯酒，敬他们一杯。”
就这样，四十五个人的班级，来了四十三个人，两把空椅子，四十杯酒。
“大勇，”贾小花深吸一口气，“你把地址给我，我过几天去看你。”
“你来大理？别折腾了，那么远。”
“我退休了，有的是时间。”贾小花站起来，语气不容拒绝，“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坐高铁去。
我飞到昆明，昆明到大理，也就两个小时。”
孙大勇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：“好。你来，我带你看看我种的花。”
挂了电话，贾小花在阳台上站了很久。
楼下的街道上，车流不息，行人匆匆。上海的秋天总是很短暂，梧桐叶开始泛黄，风一吹，簌簌落了一地。
她想起高中时的孙大勇——黑黑瘦瘦，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，体育课上跑得最快，篮球打得最好。
他是班上的体育委员，每天早操时站在最前面领操，动作标准得像教科书。
那时候谁会想到，这个跑得最快的男生，有一天会连手都抬不起来。